1936年6月14日，被称为“近代国学第一人”的章太炎在苏州病逝。章太炎一生满怀救国之志,又自持清醒的节制，没有让国学成为政治的工具，故能成为一代大师。
这是他留给当下中国的一笔遗产：国学研究者自身不浮躁，才能克服社会的浮躁。然而80年后的中国，各种虚热轮番上演，曾经沉潜致知的国学，难说成为了一种商品化的教育，还是披着教育外衣的商品？
“国学”——从被“逼出来”到各取所需
“国学”这个概念是从日本输入中国的。19世纪末，刘师培、章太炎、梁启超等接受了日本的“国学”概念，后输入中国，20世纪初得到了邓实、胡适等人的提倡或阐发。引进这样一个概念，在当时是为了和西方学问相区别，它是被“逼出来”的。
而人们在使用国学概念时，采取的是各取所需的态度。各取所“需”，意味着在当下，作为一种流行文化的国学满足了人们不同的需求：生活方式，权谋法术，消灾免祸，附庸风雅，做人处世，民族认同，文化素养或精神信仰。所以，看一个人是不是热爱国学，不要看他喊什么，要看他行的是哪方面的国学。
低俗化——是复兴还是伤害
现在社会上有许多国学会所、国学班。对于这些现象，要一分为二地看。比如让孩子们读读百家姓、千家诗、《论语》等经典，让中学生、大学生多读一些国学经典，我认为是有价值的。同时，恢复一些传统的礼仪行为，让人们体会古人如何把人与人的相互尊重体现在礼仪中，也有价值。但这些行为中确实也存在很大的盲区。最大的问题之一，就是没有古人的精神、缺乏古人的境界，盲目地追求形式，崇尚风雅，只能把国学教育低俗化。这不是在复兴国学，是在伤害国学。
从另一个角度来透视当下的国学教育，即在国学教育浪潮中，所谓在“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”的是什么样的人？观察现在的从事国学教育的群体，或可分为如下几类型：学者型，商人型，术士型和传道型。传道型的教育者在国学中寻求安身立命的精神归宿，真心向往国学、传播国学。也只有这类人才有可能担当起复兴国学的重任。但可惜这类人才无法“量身定制”，可遇不可求。他们是当下社会最需要的国学人才。
现在我们在国学传统几乎中断、国学大师几乎灭绝的情况下提倡国学。人们对国学的理解也较肤浅，自然容易相信风水算命之类低层次的迷信行为。这使得国学热在今天容易出现不健康的现象，引导难度也比较大。
把脉——虚热国学潮，治标不治本
在一个人心浮躁、物欲横流的社会，只有一层层拨开附着在所谓“国学”“国学教育”“国学大师”身上的新衣旧茧，才能真正地为“国学”把脉。我们应从乱象丛生的表层透视其背后深刻的社会肌理，方能找到症结，走出乱象。
在一个浮躁、功利的时代，国学如果能建立自身健康的传统，诚然可以起到安定人心的重要作用。但是在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现实问题没有找到对症的解决之道之前，指望靠多念几本国学书、多恢复几个古仪、多搞一些国学教育来解决问题，是很不切实际的，也许会南辕北辙。
前路——国学教育当从实处做起
尽管当下的国学教育乱象丛生，但其中也包含许多好的、积极的因素。比如我认为，多一些人读经是好事，国学回归课堂也是好事，包括设立国学专业也很可取。但这些最好不要一窝蜂地做，国学人才的培养也绝不可能一蹴而就。严格来说，国学教育决不靠一朝一夕之功，而是几十年、几代人的事业。
我在清华开设文化素质课已有二十年了。总的感觉是，非专业的学生、特别是理工科学生国学知识基本上停留在小学生的水平，而且，多数学生时常把国学仍当成封建糟粕，误解和偏见极深。动不动把儒学当作为了维护帝王专制的学问，把“中庸”理解为追求平庸、不走极端，等等。所以我非常赞成在中小学教材里增加国学的比重，乃至设立国学课程或国学专业。同时，现行教科书里对国学的介绍，早就到了该改革的时候了。
从更宏大的角度来看，重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，回归国学应该是最重要的一步。但在提倡国学的时候，一定要有全球视野，对外来文化持高度开放的态度，千万不能再犯清末士大夫的错误。另一方面，对国学的内容要有分辨，不能片面提倡、盲目接受，一定要以理性、务实的态度去看国学。